温州鼓词是怎么来的，很难说，有的说“系北方鼓子词随宋室南迁传入温州后演变而成”；有的说是“平阳里巷之曲与词曲合并而成”，而笔者认为和温州地区悠久的陈十四娘娘（即“陈靖姑”）祭祀活动有很大关系。祭祀陈十四娘娘是浙南地区（也是闽台）古老的习俗，老百姓通过祭祀祈求除病驱邪消灾，所以在这一活动中，颂赞陈十四娘娘的“娘娘词”（即《南游传》，又名“灵经”）是很虔诚严肃的，原先是一唱众和的，带有类似于“阿弥陀佛”等帮唱的，但现在帮唱已无。这里摘《南游传·游地府》中一段：“云马一，外坦焚，弟子开读大灵经。神娘到驾下坛来，六神脱魂速落阴。只觉得，阴风飓飓挥衣杉，难辩东南西北方。身不由己向前去，前面已到阴阳关。”这些唱词和其他地区的宣卷接近。

这种虔诚严肃的祭祀活动，随着近现代政治、经济、阶级关系等发生一系列急剧变化，出现世俗性文艺，而温州鼓词中的“平词”即在此背景下出现。起初很简单，即用一些简单的打击（乐）器来伴奏，唱一些世俗性的内容来活跃气氛，引得烧香客及众人的欢迎。后来慢慢走出娘娘宫，进入民间。

一进入民间，其空间就广阔了，渐渐形成有说有唱以唱为主（也称“唱词”）的坐唱形式，左手持拍，右手拿鼓扦，或奏（击）牛筋琴，或击扁鼓、高音梆（称小抱月）等，主要唱调为以温州山歌音调而成的“太平调”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们不得不提到在清末民初，有一些文人在温州鼓词的词目建设上的功劳，如“瑞安黄体芳任满苏州学政回乡，带回弹词唱本并予以改编。”如《玉蜻蜓》、《燕子笺》等，逐渐形成七字句格式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温州鼓词又出现大批改编词本，如《描金凤》、《三国》、《粉妆楼》、《刘巧儿》、《九件衣》、《高机与吴三春》等，其中还创作一批现代词目，如《新群英会》、《孙栋梁剿匪》、《高机卖绡》、《龙潭波涛》、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、《三世仇》、《血泪荡》、《智闯龙潭桥》等，并吸收京剧、越剧、瓯剧等，音乐板式出现“快板”、“慢板”、“紧板”、“泛板”、“倒板”、“散板”、“数板”等。

温州鼓词著名艺人颇多，这里介绍几位，如清代瑞安人张纲（1862-1943）在《杜隐园日记》中说到，“同光之间，以唱词知名者，无如上坞发。阿发唱词，皆细针密缕，无一俗句，其所唱《倭袍传》，尤脍炙人口。而今日则推东山德为巨挚。……初五日霁，是日东山德来予家唱词，词目为《双面貌》。午后唱一本，灯下又接唱，约至四点钟始罢。所唱故事，乃两生两旦，皆面貌相同，而悲欢离合，情节颇佳，阿德又唱得淋漓尽致，故听者皆忘倦云。”清文人赵钧在《过来语》中说到，“嘉庆道光年间，有白门松最善唱词，到处皆悬灯结彩，倾动一时。”项嵩的《午堤集》也说到，“瞽者白门松，工唱词，远近争致之。名且出于其乡土族以上。”以上提到的“上坞发”（阿发）、“东山德”（阿德）、“白门松”皆为唱词早期艺人名字的爱称，他们多为瞽者。20世纪40年代是温州鼓词的一个高峰期，出了一大批艺人，且各自有绝活，如“林朝藩的劲，叶岳生的文，管华山的神，郑声淦的琴，阮世池的音”，惜前几位艺人多已过世，现还健在的是八十二高龄、有“鼓词梅兰芳”之称的阮世池先生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也出现很多著名艺人，较有代表性的是被人们称为“四大词师”的丁凌生、陈志雄、项宗光、方克多。80、90年之后那就更多了。

从陈云同志对苏州弹词提出的“出人、出书、走正路”三个要求来看，温州鼓词是符合的，即词目多，人才多，以正派的鼓词打动人，感染人。更可喜的是，在今天大多民间说唱走向衰亡之时，温州鼓词还在民间演唱，受欢迎的程度是其他说唱艺术所无法达到的。原有很多，其中与温州鼓词积极吸收其他艺术门类为我所用，积极创作改编新词目，培养新人新苗分不开。真希望这个脱胎民俗、来自于乡间的民间说唱，永远在温州这块热土上唱下去，成为中国南方说唱艺术中的一夺奇葩。

温州鼓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